金城古书院：滋养陇上名仕的文化沃土
2015-11-18 23:48:09   来源：雷媛   评论：0

 

兰山书院山长张澍像


求古书院课卷局部
 

　　从唐至清末，书院对中国古代教育、学术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史载，明时兰州人段坚在兰州办的容思书院，乃甘肃最早的书院。至清代，已为西北重地的兰州，书院兴盛，尤以兰山、求古、五泉、皋兰四大书院瞩目。

 

 

　　公元370年的一天，正在祁连山深谷宁静思考的大学士郭瑀突然被外面嘈杂声惊扰。在那个群雄逐鹿的时代，精通经义，品行高洁的郭瑀成为许多执政者求贤若渴的邀请目标。

　　据兰州地方史志专家邓明的《兰州史话》记载，此时的郭瑀正在临松（今张掖）薤谷开凿石窟，聚徒千余人，讲授经义。

　　生活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敦煌郡人郭瑀，是硕学宿儒隐居陇上名胜之地聚徒讲学、著述立说的一个史实。陇上书院的“前世”最早可追溯至此。彼时，还有陇西人王嘉隐居东阳谷（今秦安），凿崖穴居，授业弟子达数百人；天水人杨柯隐居在陇山，聚徒数百人，传授《周易》。讲学之地多在山林僻静处，后世认为这是受了佛教禅林精舍的影响。

　　等到陇上出现最大的一所省立书院，时间是距离东晋十六国一千两百多年后的清雍正王朝。清代，兰州是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兰州知府驻地，由此成为西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书院的大行其道是必然的。

　　如今位于热闹繁华的城关区秦安路的兰州三中，在200年前的清朝雍正年间，却是一处幽静之地，公元1735年，甘肃巡抚许容奉旨将最早是明肃王园林红花园的正业书院改建为省立兰山书院。“此后120年中，经过高宗乾隆年间陕甘总督杨应琚、福康安；仁宗嘉庆陕甘总督长龄；宣宗道光年间陕甘总督恩特亨额；德宗光绪年间陕甘总督左宗棠等五次修建，每次间隔二三十年的不断修建使得兰山书院成为规模宏大的官方书院。”邓明说。

　　兰山书院中仅供学生自修和起居的斋房就有37间，自此，可以想象出那座坐北朝南建筑的宏大规模。《兰州史话》有这样的描述：书院由南到北按中轴线对称，建有大门、仪门、文仁堂、敬逊堂、射圃等建筑物。大门外东西两侧建坊表（牌坊），分别题额“兴贤”、“育才”，点明书院办学的目的。大门内东为书斗房，西为监院官舍。邓明解释，书斗是书办和门斗的合成。书办缮写书院文书，门斗看守大门，兼司传达、清扫。从仪门到文仁堂之间，东为东斋房四院，西为西斋房三院。在文仁堂和敬逊堂之间，东有书库、斋房，西为斋房。

　　称得上最大的书院，除建筑之外，就要数藏书量之大。皇帝赐书一直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之一。书院往往是思想比较自由之地，统治者为了控制文人士子们的思想，也为了笼络人心，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经常赐书给书院，所赐多为代表正统思想的御篡、钦定和官刻的经史类图书。据记载，乾隆年间，兰山书院庋藏经史子集共200多本，书院自己雕版印制的书板有23种。只可惜，这些藏书毁于咸丰四年的一场大火。

　　“领去书籍如不爱惜，致有油污损伤等弊，不准再领。”这是兰山书院的领书章程中的一项规定，即使今日，此条爱护书籍的规则仍有现实借鉴意义。

　　想要进入书院是有“门槛”的，在兰山书院的历史上，学生最多时候没有超过120人，这些都是通过陕甘总督、学政选录全省各府、直隶州的“五贡生”（恩贡、拔贡、岁贡、副贡、优贡）以及廪生、增生、附生、监生等材堪造就者。进入了书院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了，如果考试不合格，还会被降级，这无异于现代教育曾经的“留级”制度。

　　存在了270年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停科举，废书院的大势下，兰山书院被改为甘肃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此后，又经历了甘肃两级师范学堂、甘肃初级师范学堂、甘肃省立师范学校、兰州女子师范学校。直到1964年被改为兰州市第三中学。那一处曾经的甘肃文化思想的载体，就此被时光的激流卷走了，没留下一丝痕迹。

 

 

　　书院里负责教学工作和组织管理的是山长。

　　兰山书院采用由山长讲授经史名篇与学生严格按照山长制订的计划攻读经史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平时，山长会让学生读四书五经原文，有疑难问题，则参阅注疏等材料，或由山长予以解释。

　　旧址在今天贡元巷的求古书院，是甘肃另一所省立书院。明朝时这里是都指挥司署。清乾隆年间被改为兰州府贡院。1882年由甘肃学政陆廷黻改建为求古书院。和兰山书院的教学方法有所不同，求古书院的学生以自学为主。史载：学生早上一板四书要求读五十遍，一板五经读五十遍。下午一篇八股文读四十遍，一首诗读四十遍。晚上也不闲，既要写试帖诗，还要摘录诗文。学生每天的学习情况都有“登记”，以备山长的查阅。四大书院中，对学生要求最为严苛的，当属皋兰书院了，旧址在城关区曹家厅的这所兰州府立书院建于1842年。在这里，山长若查出功课荒疏、不勤奋者，是要受到严加责惩的。

　　坊间多说早已荡然无存的五泉书院旧址就在五泉山一带，城关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辑柏敬塘直言这是一种误传。“作为兰州府的官立书院，它就在现在城关区的贤后街上，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由甘肃布政使司屠之申、兰州翰林秦维岳利用庆祝宫后街官署而建立的。”柏敬塘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五泉书院被异地保护于雁滩公园，不过眼下除尚存几处说不上时期的古建筑之外，若要寻觅原貌，已无望。

　　秦维岳筹建五泉书院是在他当了翰林之后衣锦还乡的事。事实上，这个秦翰林也是从陇上书院走出去的，可以说，他是通过读书获得科举成功取得功名走上仕宦之路的陇上众多读书人的一个缩影。以后的秦安进士安维峻、定西进士马疏、秦州进士王尚概、皋兰翰林梁济瀍等科举成功者都是从书院走出去的。

　　秦维岳是兰州后五泉人，祖上也是当过官，据邓明的《兰州史话》记述：“秦家祖上五世连任明肃王府锦衣校尉。”入清后，虽然家道中落，但是秦维岳的父亲是国子监太学生，从北京购来大量的书籍，在官园（今民勤街）办义学，免费教育贫寒子弟。24岁那年，秦维岳中了举人，对于从小立志以身报国的他来说，举人仅仅是个开始，他有更高的目标。

　　31岁高中进士的时候，秦维岳已在兰山书院跟随陇上大家吴镇学习“四书五经”六七年了。书院是为科举考试服务的，它所设课程是为写八股文、试帖诗服务的，八股文和试帖诗是科举考试的必做文体，自然，“四书五经”是基本的教材。除此之外，几百年前的读书人为了功名也是“想尽了辙”，他们会反复揣摩由乡试会试考官选定中式文字而编刻而成的应试范文——这个应试范文大概类同于现在高考诊断考试的模拟试卷——这里面多少潜藏着“押宝猜题”的一丝功利味道。

 

 

　　1808年，时年28岁的张澍出任兰山书院的山长。

　　张澍，生于乾隆四十一年，即公元1776年，父亲是一名秀才，有资料记载，张澍的母亲原是畏兀儿人（即今维吾尔族），是元朝驸马高昌王的后裔，这个家族在元朝是地位显赫的贵族。到了明朝，逐渐汉化，改姓张氏。到了张澍出生时，这个汉化了的贵族后裔家已经破落了。从小失去母亲，张澍是在父亲的养育中长大成人，19岁在陕西中了举人，24岁那年又考中了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

　　庶吉士是个什么官？柏敬塘解释说，这是明清时期翰林院官员，是皇帝的近臣，主要负责起草诏书，还有为皇帝讲解经籍等责。

　　做了兰山书院的山长，张澍搞了一些“革旧”，他主张“学生应学有用之学”，要求学生以经史为宗，这一切为书院增添了一丝新风。秦维岳到兰山书院做山长的时间比张澍早了十来年。他的教学理念是“先品行，后文学”，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先做人，再做事。秦维岳还要求学生“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

　　往大里说，书院是传承文明，传播思想和文化的载体。往小处说，实际上，最能直接影响学生的恰恰是掌舵书院的一山之长其所秉持的文化思想和自身品行。

　　《兰州史话》中有个故事说，建五泉书院时候，秦维岳率先捐银一千两，豪气十足。实际上，这个贵为翰林的人，生活却很清贫。据说，他的朝服破了，他就用宣纸把破洞粘补上，然后染上蓝色，这样就看不出来了。一次，就在秦维岳粘补破洞的档口，恰被嘉庆帝隔窗瞅见了，嘉庆暗记于心，几天后封秦维岳出任湖北盐法道。古时，和盐沾上边的官职都是“肥缺”，显然，秦维岳的清廉征服了高高在上的皇帝。

　　据陇上大学者李鼎文先生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甘肃文史丛稿·张澍》记载，张澍此人个性刚直，办事严肃认真，就是在公文中也会和上级分辨是非，还会像老师教训学生一样教训上级，毫不留情。在玉屏当知县时，一次，张澍的老师四川总督蒋攸铦向他了解四川情况时，他就毫不留情地指出“兼听则公，偏听则惑，夫子似用其偏者也。”也是在玉屏的时候，有一次云南巡抚初彭龄路过此地，一向吃惯了嘴的巡抚随从伸手向张澍要钱，没想到，这一次却碰到了“钉子”，张澍不但一文不给，还叫手下将其痛打了一百板子。不用多说，这样的性格是无法在官场“混”的，之后，一心想做个“循吏”的张澍，在不被现实所容之不得引疾辞官了。只是到了嘉庆十三年时，因家计艰难，张澍又从武威去了北京，等待补官。就在这个时候，恰遇到安徽一地河堤溃决，张澍被调去管理堵塞料场，办事较真的他在那里大搞祛除积弊，又一次得罪了不少官员。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说，“甘肃与中原窎隔，文化自昔朴僿，然乾嘉间亦有第一二流之学者，曰武威张介侯。善考证，勤辑佚，尤娴熟河西掌故。”梁启超笔下的武威张介侯，就是张澍，介侯是他的号。李鼎文说过，就甘肃来说，在清朝260多年的历史中，以张澍在学术上的成就为最高。

　　上世纪30年代于武威师范上学的李鼎文，曾专门寻访过张澍的故居。那座在武威城内仓门街街西的两院房，当时已被拆毁，地上只是残砖破瓦，故居的大门楼上悬挂的匾只剩下一块横匾，上面有“进士”两大字，残败的景象令人心生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