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画派:蓄势扬帆恰逢时
2012-02-24 19:19:00   来源:雷媛   评论:0



吴荣鉴作品:沙漠的记忆(甘肃省驻京办藏)

循迹历史

        若从敦煌循迹,“敦煌画派”在甘肃的雪泥鸿爪是可寻的。
        1977年在酒泉参加高考的吴荣鉴被正在招人的敦煌研究院“看”上了,从小就喜欢绘画的吴荣鉴随即跟着研究院的招生人员来到了敦煌。几天后,在有20多人参加的人物写生的第二次测试中,吴荣鉴是唯一被录用的。
        留下来的吴荣鉴也从临摹壁画开始了他在敦煌的日子。
        几年后,吴荣鉴临摹的壁画开始成为敦煌研究院赠送外国友人的珍贵礼物。“同样一幅内容的《反弹琵琶》就画了十多个,第一次是在1979年时赠送给了日本来宾池田大作先生,当时这幅画还为院里换来了一批先进的摄影器材。之后,是日本的竹下登首相。”吴荣鉴说,1981年邓小平同志到敦煌研究院视察时,院里赠送的还是他用四天四夜“赶”出来的《反弹琵琶》。令吴荣鉴一辈子难忘的这一份荣光是因为当时邓小平亲自点了他的名,“找小吴来,让      他用一个星期画出来。”吴荣鉴模仿邓小平说话的语调追忆道。
        2004年,已是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的吴荣鉴负责出版了一本敦煌研究院的画集,包括了常书鸿、段文杰、董希文、李承仙、潘絜兹等一众人在敦煌时的绘画作品。在吴荣鉴眼中,以常书鸿为代表的这一众人,可以说就是“敦煌画派”有益的无形开拓者。
        “从1944年当时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初,常书鸿先生他们就开始了这样的工作。”吴荣鉴口中的这样的工作,是指以汲取敦煌壁画中可汲取的营养为目的展开的美术创作。“他们的创作不是刻意地追求敦煌,而是一种文化艺术思想积淀的自我体现,某种程度上浸淫于莫高窟之中的这些人都是在想办法‘逃出’。”
        关友惠先生是上世纪50年代初到敦煌研究院的,比吴荣鉴早了20多年。“敦煌画派”这个字眼,关友惠说很早以前就听说过,“画画的人在一起闲聊时似乎提及过将来搞一个什么‘敦煌画派’的”,他还曾见过一份档案,内容是常书鸿先生关于办一个敦煌美术院的设想,“这个有计划的设想是常先生在国立敦煌研究所成立之初就产生的”。
        相对于常书鸿先生止于纸上的设想而言,关友惠觉得解放前和常书鸿一起来敦煌的大画家董希文算得上是一个探索“敦煌画派”的尝试者。“像他的如今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早期作品《哈萨克的牧羊女》里面就有敦煌壁画的东西。以至于后世评价董希文时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他的油画民族化的成功得力于敦煌。”
        显然,即使在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之下,很多的行为却都在遵循一种客观规律,无声地践行着。
        在段兼善看来,董希文的代表作《开国大典》更是适当吸收了敦煌壁画绘画技法的代表,“像作品画面中的地毯装饰都吸收了敦煌壁画的东西”。大画家潘絜兹上世纪50年代左右曾在敦煌呆过一年,段兼善说,潘絜兹一生画过很多工笔画,但是最能代表他水平的作品还是那幅内容表现古代画工创造壁画场面的《石窟艺术的创作者》,“莫高窟唐代壁画以工笔为主,潘絜兹先生的这幅绘画就吸收了唐代壁画技法,后来这幅画获得了国际金奖。”
        如果再往前追溯,段兼善认为张大千也是可以包括进来的。“张大千临摹过很多壁画,敦煌壁画对他是绝对有影响的。在他的古装仕女和现代人物画中都吸收了唐宋壁画的技法,以及后来他的山水花鸟画中,像他的荷花创作将敦煌壁画的韵律感体现得很明显。”
        到1958年,由常书鸿任院长的兰州艺术学院的成立以及敦煌研究院在这个时期集中创作的一批画作的面世,被认为是将“敦煌画派”的无声探索推到顶点。
        “1958年9月,兰州艺术学院由兰州大学中文系、甘肃师范大学美术系、甘肃省话剧团、甘肃省歌舞团及北京、上海等地的艺术院校抽调的导演、编舞、声乐教师等艺术家筹建组成。由美术大师常书鸿任院长。兰州艺术学院是一所综合性的高等艺术院校,有戏剧系、音乐系、中文系、美术系等,每个系中都有一些教授、专家、艺术家,这就保证了学校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1962年6月,兰州艺术学院在面临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正式宣布撤销,戏剧系的老师回到原单位,同学们也各自散去。”段兼善14岁时到了敦煌,高中毕业后考入兰州艺术学院,在进入兰州艺术学院一年后学校就撤销了。
        关友惠和同事史苇湘、李其琼都曾带着兰州艺术学院的第一班学生在敦煌临摹壁画。“如果那个学校能一直办下去,学生们会继续走临摹的路,临摹是他们认识敦煌壁画的一个手段。”关友惠说。
        兰州艺术学院办校的那几年,敦煌研究院的工作者们深入周边的肃北等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生活并创作了一批画作。“其中以集体名义创作的作品《猎归》算得上是对敦煌壁画画法一种成功的汲取。”段兼善说只可惜这种成功实践也只停留于一时,种种历史原因终于使一直呈现着个人行为的“敦煌画派”的探索就此中断了。

任重道远

        一个艺术画派需要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
        据说在陕西“长安画派”的领军人物赵望云先生去世时,还没有“长安画派”的称谓。也有人说,以赵望云、石鲁为代表的一批陕西画家进京举行画展时,其间一位大师在欣赏一幅幅展现陕北黄土风情的画作之际,不由得就喊出了一句“黄土画派”,自此“黄土画派”也好,“长安画派”也罢就成了陕西画界叫响全国的符号。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兰州大学客座教授秋子先生是甘肃书法界“敦煌风”的首倡者,所谓书画不分家,秋子先生一样书画兼得。几年前一众甘肃籍画家进京办画展,一些美术界大师在对甘肃画家的画技给予充分肯定之后,也一针见血地表示“甘肃画坛地域特色不明显”。这个评价让秋子感触很深。
        “其实,今天我们建设的‘敦煌画派’其实质和书法界的‘敦煌风’异曲同工,都是一种艺术精神的体现。遗憾的是即使从60多年前张大千到敦煌汲取‘营养’开始,至今我们这里不少画家都对敦煌的认识不够,不少甚至是丢了敦煌这个‘宝’去追别的‘风’。” 秋子说。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关友惠出任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时,他总结前辈工作,正式提出“临摹、研究、创新”六字方针。关友惠觉得这多少让无声进行的“敦煌画派”的实践探索有了理论支撑。关友惠觉得文化品牌的成型除了主观愿望,更多的是需要文化成果去印证。“如今‘敦煌画派’的形成,且不论会在哪一年,最重要的是艺术家们应该先走进敦煌,解读敦煌,真正去学习敦煌是什么,什么是敦煌。”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想来艺术的成功终究还是逃不了这句画学名言的。
  (绘画作品照片由吴荣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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