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书的价值
2013-06-05 10:19:35   来源：伏俊琏   评论：0

      1900年6月22日，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在敦煌莫高窟今编号16窟甬道北面的墙壁上发现了一个约10平方米、高2米多的石窟，俗称藏经洞，今编号17窟。里面堆满了写卷(少数刻经)、绢画、纸画等。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敦煌大发现。

　　敦煌文书的抄写年代，最早的是前秦甘露元年(359)日本中村不折旧藏(今藏日本书道博物馆)《譬喻经一卷》。最晚的是英藏S.4358卷，抄写有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创作《李相公叹真身(首题)》。这就是说，近6万件敦煌文书的时间跨度近7个世纪。

　　敦煌文书的内容十分丰富，就其中的汉文文书来说，古代典籍中的经、史、子、集四部文献都有。尤其可贵的是，一些官府或寺院的档案资料，下层民众的生活应用文、宗教应用文，都是传统典籍中没有的。按照现代学术分类，敦煌文书除了百分之八十是佛教典籍外，还包括哲学、经济、政治、法学、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历史、其他宗教、文学、语言学、体育学、管理学、医学、科技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中古社会的百科全书。

　　敦煌文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举几个方面的例子予以说明。敦煌文书中数量最多的是佛教典籍，这些佛典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敦煌写经是写本时代的产物，保存着佛籍翻译初期的面貌，可以校勘宋代以后开雕的各种大藏经。第二，敦煌写经中保存了不少的古佚经，可以补足宋以后各藏经的不足。第三，敦煌文书中保存了数量不少的佛教史料，可以利用这些史料研究佛教史上一些重大的问题。比如佛教中的三阶教，在唐代多次遭到禁毁，其典籍大都散佚。敦煌文书中的三阶教典籍，使我们获得了较为丰富的史料，可以全面了解和研究中国佛教史上这一重要的宗派。再比如，早期禅宗的经典，大多已经散佚。敦煌禅宗资料则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禅宗史上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物，沉没在历史泥沙中，已无人知晓，而敦煌禅宗史料让他们重新浮现于世。

　　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丰富的经、史、子、集四部书的内容。儒家的经典，唐代已形成了12经(宋代增补《孟子》成13经)。这12部经典，敦煌文书中除《周礼》《仪礼》和《公羊传》外，其余9种都有保存，或有几种抄本，或有几十种抄本，还有一些早已散失的汉魏六朝的注疏，更为珍贵。这些写本中，有一些是当时寺学学郎抄写的，讹误较多。也有一些是经过精心校勘的“善本”，反映儒家经典在唐代的情形。

　　敦煌文书中的史部类著作数量很多，价值更大。可以说这些史料揭开了晚唐五代宋初西北史的新篇章。九世纪中叶前后，是中国西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840年，蒙古高原上的漠北回鹘大批西迁，进入河西走廊和今新疆东部地区。842年，吐蕃王朝内乱，吐蕃在今甘肃和新疆地区的统治土崩瓦解。这样在西北地区，就出现了诸多势力集团，它们扩充实力，抢占地盘，形成复杂的割据政权。比如，以敦煌为中心的汉族归义军节度使政权，以张掖为中心的甘州回鹘政权，以吐鲁番为中心的西州回鹘政权。规模略小一点的，武威一带由吐蕃支系末部控制，于阗地区成为小月氏遗种仲云人的天下。晚唐五代时期，中原王朝势力衰微，没有能力控制西北地区，史书记载也极其有限。藏经洞出土的一大批公私文书，为我们探讨西北民族变迁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

　　敦煌文书中的文学资料也非常珍贵。我们过去看到的大量的古代文学资料，是经过历代文人筛选过的，严格意义上说是贵族文学。敦煌出土的文学，正是中古社会下层民众的原生态文学。通过这些文学资料，我们发现，敦煌民众运用文学，并不是作为案头读物，而是作为各种生活仪式的组成部分。比如，婚礼上由伴郎、伴娘和傧相人员口诵对答的唱词《下女夫词》，女儿出嫁时母亲训导的唱词《崔氏夫人训女文》，闹新房时的《祝愿新郎新娘文》，年终驱傩求福的《儿郎伟》等。敦煌流行着“俗讲”，由俗讲僧向世俗听众通俗讲解佛经，“俗讲”所用的底本就是讲经文，敦煌讲经文大约有24篇。敦煌还流行“转变”，“转变”就是转唱变文，由艺人对着图画讲唱故事，图画是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或瞬间。敦煌文书中保存的20多篇变文在敦煌文学中最有特色。像《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等“话本”，更是宋元白话小说的先河。敦煌曲子词是宋词的源头，其中有宴饮场合的歌辞，打鬼驱傩的歌辞，还有七月七日乞巧仪式上唱词，婚仪上的调侃词。它们与民间仪式的关系非常密切。敦煌文学是民间自生自为的文学，它虽不是原始文学，但其特殊性却具有“考古学资料”和“现存原始部族的民族学资料”一样的价值。

　　

(作者单位：西北师大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