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圣容寺
2013-04-07 11:29:53   来源:   评论:0

永昌圣容寺:让隋炀帝唐玄奘驻足的河西名刹 圣容寺位于甘肃省永昌县城北10公里处的御山峡西端,历史上曾是佛教活动的圣地。它初建于北周保定元年(公元561年),初名瑞像寺,隋炀帝驾临该寺后改名感通寺,



 

永昌圣容寺:让隋炀帝唐玄奘驻足的河西名刹
 
        圣容寺位于甘肃省永昌县城北10公里处的御山峡西端,历史上曾是佛教活动的圣地。它初建于北周保定元年(公元561年),初名瑞像寺,隋炀帝驾临该寺后改名“感通寺”,吐蕃统治河西时,改名圣容寺至今。
        圣容寺址附近文物遗存丰富,圣容寺塔内壁曾有壁画及文字题记,香火鼎盛时期有千名僧人在此修行,其情景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有多处描绘和记载。
 
硕大的佛首散发着圣洁、神秘的光芒

       3月20日,本报刊发了一条新闻《金昌发现国内首处塔龛悬葬》,按文中所说,这处大型塔龛悬葬遗址是在金川峡水库附近的花大门山附近考察时发现的,在经当地知情者指引,著名西夏学者孙寿龄和考古专家党寿山在该地段共计发现53处在悬崖上凿刻的塔龛,其中最大的一处塔龛长宽深分别为1.5米、1.5米、2米,该塔龛中岩壁上还刻有西夏文“佛”字和两匹马的画像。每处塔龛均在上部用锐器刻画了佛塔造型。
       
      两位专家分析:“此次发现的塔龛悬葬及一系列境内西夏遗迹遗物,对于研究西夏时期当地及国内的僧人葬俗、建筑艺术、文化艺术等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目前在国内尚未发现有类似的报道和资料,此次考古发现的塔龛悬葬,是迄今国内首次发现,也是唯一的一处。”看了这则消息,记者感到很惊讶,因为这处新发现的花大门塔龛悬葬遗址不远的御山峡峡谷里,就隐藏着一座名刹圣容寺。它在北魏、北周时期已经驰名河西,而在隋唐之际更是声闻海内外。莫非这些高僧生前就是在这座寺院里修行?塔龛悬葬遗址和圣容寺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3月27日上午11时,记者前往永昌县一探究竟。永昌县离兰州约340公里,所去全程高速。四个小时后,记者已身在永昌县博物馆,听工作人员有关圣容寺的讲解了。在橘黄色灯光的照射下,陈列柜中一尊硕大的佛首散发着圣洁、神秘的光芒,他悲悯的目光好像直视着每一个参观者的内心:佛首高67厘米,头顶有较为低平的螺髻,面相方颐,鼻梁隆起,上眼皮微垂,下方有曲线一条。工作人员说,按照敦煌研究院专家孙修身先生等人的考证,它属北魏早期的造像,呈现出浓厚的印度造像影响的风格。
     
      佛首被作为国家级文物在县博物馆精心地保护了起来,而佛身却依然在圣容寺象山的崖壁之上,托体同山阿。圣容寺及更早的感通寺和瑞像寺的寺名都与这尊身首暂时分离的“神秘的大佛”有关。
        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进程中,处于河西走廊咽喉地带的武威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地理环节。东来中国传播佛法和中国西去印度取经的僧人,他们的行程中必然要走过河西走廊。永昌县,则是这条道路上重要的中转点。西汉之后,河西地区成了内地和西域经济、文化交往的“门户口岸”。永昌县独特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更加彰显出来,它南接武威,西连张掖,既是军事要地又是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在丝绸之路上一直处在“通货羌胡,市日四合”的重要位置。历代朝廷都在这里建佛寺、雕佛像,大兴佛教,教化人心,以图保全“都会万里”的丝路重镇凉州。
     
     由佛首引发的圣容寺极具浪漫色彩,极富想象力的瑞像传说的流传,使得圣容寺在民众中心目中更加神秘无限。


汉地势越来越险峻逼仄的御山峡,丝绸之路就从这里经过

        来永昌前,兰州滨河路上已是桃红柳绿,惠风拂面的好天气了,而金昌的节气却好像还停留在暮冬里。3月28日,我们自县城向北寻访圣容寺18公里的行程却感觉不到春意:
       
    白杨树、红柳似乎无力抽绽出新芽,路基两边的衰草随风摇摆,衰草前边是空荡荡的田野,田野尽头的远山化成一座座土丘,绵绵叠叠卧伏在天幕之下,只有由远及近的一泓蓝莹莹的湖水给了我们惊喜。它就是总库容6500万立方米的金川峡水库。
       
    水库以东是金川峡,水库以西是御山峡。
       
    水库的西边,我们看到一段城墙在人工湖边像是老龙俯首饮水戛然而止,它灰黄色的身影倒映在水面,瞬间破碎又瞬间复合……
       
    顺着永昌县委外宣办的主任冉生国手指的方向,我们看到了两列城墙,在公路右侧的山岭之上,隐约可见到城墙红褐色的夯土层,它风化得厉害,像是已无力飞腾,蛰伏在地面几乎和山岭本身的颜色一样难以分辨,冉生国说,这是汉长城。而从湖边一直向附近村落蜿蜒而去的那段长城,仍然有三四米的高度,看上去凛然生威,保存完好,却是明长城了。
       
     它们所去往的方向就是地势越来越险峻逼仄的御山峡了,丝绸之路就从这里经过。
       
     从地理上解读,御山峡位于永昌县城北10公里的龙首山脉崇山峻岭的河沟流域,河沟谷地是一个长条形的断裂构造谷,状如蛇行,绵延十几里,夹于御山与武当山之间,从大地构造上讲它属于河西走廊北部的祁连山地槽,有着褶皱断层明显,地层岩相较全明显的特点。
       
     在长城的陪伴下,我们贪看御山峡谷怪石嶙峋、千峰竞奇的景象,却没有注意到山间公路在几个拐弯后,视野忽然为之一宽,赤红色的围墙围绕之下,已有一座新修的四方四正的煌煌寺院出现在眼前。它依中轴线分别建:山门、护法殿、大雄宝殿、瑞像殿;右建:法堂斋、药师房;左建:念佛堂、藏经楼;山门左旁建:地宫和祖师殿。
       
    穿行其中,感觉藏经楼的风格有着鲜明的藏传佛教的痕迹。
       
     在瑞像殿,我们终于看到殿内被玻璃罩保护起来的“佛身”真面目,高约4.4米的佛身十分清晰地挺立于山岩石壁上,身躯伟岸似山,衣袂流动如云。圣容寺的兴建与它大有关联。
       
      据史书记载,这座寺院里的石佛瑞像凿制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寺院始建于北周武帝保定元年(公元561年)。武帝赐名瑞像寺,后经隋唐和历代重修、增修,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随着历史的演进,到隋炀帝西巡时,诣寺礼拜,亲笔把瑞像寺改名感通寺,到中唐吐蕃统治河西时,又改名圣容寺至今。


 
 
 
圣容寺的佛塔和著名的唐代高僧玄奘有着不解之缘

       
      看过瑞像殿的佛身,我们的目光便被分踞圣容寺前后山峦之上的两座佛塔所吸引。它们南北对称、一大一小,像两棵美丽的佛肚竹一样,让没有林木庇佑的群山赫然充溢着生机。寺后象山之上的大塔通高16.2米,为七级方形,空心砖结构,基层较高,向南开门可供出入,塔内原有木梯,可通塔顶。
       
    冉生国说别看塔身无雕刻,但塔内粉壁墙上有数层壁画,表层模糊,第二层画有一尊与莫高窟壁画上相似的御山圣容瑞像,塔壁上还有“圣容寺”等题记。而寺前地势比象山更高的金山山顶挺立的小塔虽然也是七级,但通高只有4.9米,实心砖结构。这两座唐佛塔2001年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圣容寺的佛塔和著名的唐代高僧玄奘有着不解之缘。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也就是唐朝建立后的第27个年头的春天,著名高僧唐玄奘从天竺取经归来,越过了终年冰雪的葱岭,踏上了大唐国土。
       
   玄奘在经过敦煌、肃州、甘州时,都受到了地方官员和僧众的热烈欢迎,作了短暂的停留后,就径直取道往番禾郡感通寺而来,以了却他去天竺求法之前发下的回到大唐后要在感通寺讲经说法的宏愿。
       
    一回到国内,就有人向他说了番禾感通寺和石佛瑞像的神奇传说,也亲眼看到了西域各寺院里都供奉着番禾瑞像佛画像。他到敦煌千佛洞礼佛时,又看到了隋末唐初开凿的洞窟里已绘有凉州番禾郡御容山石佛瑞像和刘萨诃和尚的画像,所以他对这座寺院产生了更加崇仰的敬意。
       
     正是玄奘归途中在河西礼佛和讲经的影响,促使河西地区的佛教迅速地发展了起来。他回到长安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仿照圣容塔建西安小雁塔,成为后人观瞻的胜迹。而此后的圣容寺塔却是寂寞的,在千年的风雨中,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直到专家从圣容寺塔里发现了一幅画像,找到了它和敦煌莫高窟的某些神秘的联系。
       
   就在这个唐塔里面,当时,上面被鸽粪糊得严严的,看不清东西,后来剥离了第一层,剥到第二层上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几条题记,番僧一千五百人,这是一条。还有一条写的是乾元二年,这是唐朝时候的一个年号。还剥出了一张壁画,壁画对照以后,和敦煌壁画里所绘画的高僧刘萨诃画像非常相似。
       
    据此专家判断圣容寺,就是隋唐时的感通寺,也就是更名的瑞像寺。
       
    刘萨诃确有其人,法名慧达,是东晋十六国至北魏时期的稽胡高僧。稽胡是南匈奴的一个部落,公元四世纪至九世纪聚居在今天山西与陕西交界的黄河两岸。刘萨诃一生从事佛事活动四十多年,他在河西活动二十多年的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他佛事活动最兴旺最重要的阶段。
       
    据传说刘萨诃未出家之前从军时,驻守襄阳的时候他和朋友们喝酒,喝酒过量死去了。死去以后还有一段下地狱的经历,后来观音菩萨让他回复原身当了和尚。永昌的云转禅寺这里有他的住处,他宣讲佛法,还在敦煌莫高窟开过洞窟。
       
     敦煌莫高窟里的壁画和榜题《刘萨诃和尚因缘经变》就以庞大的画面、繁杂的情节描述了这个故事。
       
    刘萨诃出家后,起先在江南各地弘扬佛法,以后来到甘肃省的河西走廊,“挂锡”永昌的云转禅寺(今云庄寺)。最后,刘萨诃在酒泉圆寂。
 
    刘萨诃在永昌驻留的时间有人说是七年,有人说是十七年,也有人说是二十二年。尽管具体的时间不能确定,但当地流传有关刘萨诃的传说,足以证明刘萨诃在永昌的时间一定不短。
     
     他是石佛瑞像现世的始作俑者。
       
    没有刘萨诃,就没有圣容瑞像,就没有圣容佛首,就没有圣容寺,更不会有敦煌莫高窟描绘圣容寺的那些美丽动人的壁画和文书记载。
 

圣容瑞像完全就是建立在真实与虚幻之间冠绝世间的花朵

        从现存的有关文献查证,刘萨诃在离开永昌去天竺“观佛遗迹”的路上,预言永昌御山峡谷将会出现无首石佛瑞像,其时正是社会安定,佛教兴盛的北魏太延元年。
       
    敦煌莫高窟98窟的五代壁画《李师仁入山射鹿》和72窟的壁画《御容山无头大佛像》,这样补充、完善了刘萨诃的预言:在刘萨诃预言后的第87年,就是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也就是公元520年,一位名叫李师仁的猎手在御山峡谷追杀一只麋鹿,被僧人劝止。李师仁放下屠刀,出山皈依,天地顿时风云变色,雷震山崩,御山南面的岩石里现出了一尊通高一丈八尺、和山崖连成一体的无首石佛。
       
      刘萨诃预言后不久,北魏太武帝就开始禁佛。刘萨诃“预言”的石佛瑞像在如此险恶的时局里没有出现。直到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也就是公元511年,佛禁大开,营造塔寺和开凿石窟蔚然成为一时风潮,出现了“自佛法入中国,塔庙之盛,未之有也”的大好局面。公元520年,御山峡的石佛瑞像便从石崖里“挺身而出”,印证了刘萨诃的预言。
       
    石佛挺出了石崖,却没有佛首。没有佛首的佛像,不仅在中国的佛教造像中极为罕见,更不能为虔诚的信众和善良的百姓所接受。
       
   事实上,石佛瑞像没有佛首的这三十六年,恰巧赶上了“魏末丧乱,生人涂炭”的乱世。直到北周天王元年天下大治,凉州七里涧才出现了一尊石质佛首。
       

    在民间传说中,据说凉州以东的七里涧,夜有神光照像首,大家非常高兴,认为这可能就是凉州御山石佛的头像,大家就用八抬大轿把佛首抬到现在永昌的瑞像跟前。佛首“飞而暗合,无复差殊”。敦煌莫高窟第72窟的这幅五代壁画《凉州士庶送佛首入寺》,就表现了当时官民“悲欣千里”的盛况。
       
   专家分析,石佛瑞像的佛首要另外雕刻的原因是:永昌御山山崖的花岗岩,石质松脆,颗粒粗糙,不具备雕凿佛首的基本条件,尤其是在制作佛首的发髻和面部细节时,不能在上面精雕细刻,使之生动感人。更难的是造出的佛首与佛身难以紧密结合,一遇震动,就会掉落,造成了“安讫还落”的现象。
       
    无奈之下,僧人只好“命工雕镌别头”,另找工匠在其它地方雕造佛首。刚好管辖永昌的凉州,一个叫七里涧的地方出产坚硬、细腻的青麻石,能工巧匠就在那里按照既定规格雕凿出了精湛完美的石佛瑞像佛首,在僧众的欢呼和鼓乐的轰鸣中,隆重迎送到了圣容寺安装,实现了永昌百姓36年梦寐“天下太平”的夙愿。
       
   凉州雕凿的佛首和永昌御山的石佛瑞像终于身首合一了,民间附会的各种神奇传说像风一样传遍了北周各地,也惊动了皇帝宇文邕。
       
    当时北周皇帝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调集了凉州、甘州、肃州三州的民夫,来到了永昌番禾县建造了这个寺庙。
        西夏、元朝统治时,永昌圣容寺已不复隋唐时的盛况,但仍不失是河西走廊的佛教中心,花大门塔龛悬葬遗址证明了这一点,而到了明清两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河西走廊交通西域的贸易要道作用弱化,圣容寺的香火也因此暗淡了下来。
       
   清代晚期,国运衰微,这座一千多年前大名鼎鼎的圣容寺,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乱和破坏后,不可逆转地走向了衰败阶段,直至近年重建。圣容瑞像的传说又让游人纷至沓来。
       
    圣容瑞像完全就是建立在真实与虚幻之间冠绝世间的花朵,它以佛教文化为花萼,让历史、民族、民俗、文学、美术五色氤氲的花瓣在时空中伸展开来,惊艳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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