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话剧60年：那些远去的角们
2013-09-17 17:27:04 来源：兰州晨报首席记者 雷媛 评论：0
话剧精英的精神
汪钺的剧作《岳飞》也曾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材。
和姚运焕一起在甘南深入生活的汪钺，两人是好友。姚运焕清楚地记得，汪钺的历史剧《岳飞》是1958年创作出来的。“文采斐然。这是我认为写岳飞写得最好的。”姚运焕说剧本写出之后，汪钺头发都白了。“当时没立即拍，是因为那时候以现实题材为主。”
到中央戏剧学院准备排的时候，“文革”开始了，汪钺因剧作被问罪。
等到姚运焕回到剧团时，汪钺已经从创作组被清除出去扫院子了。背着行李回到剧团，看见汪钺扫地的背影，姚运焕二话没说，放下行李，直接走过去，和汪钺握了个手。“我当时想好了，如果有人兴师问罪，我就装作不知道。”
“打倒四人帮之后，《岳飞》被搬上了舞台，算是给他平反了吧。”姚运焕说。
廖明在话剧团家属院的邻居多是剧团演员，像刘仞、郑世和等。还有一位回族演员白敬中，因为洪亮的嗓音，让廖明至今对他记忆犹新。廖明说这位白先生吐字清晰，嗓音洪亮，他的道白即使坐在楼上最后一排也能听清楚。要知道，当时没有胸麦，全靠台前或吊在空中的麦克风扩音。看过许多戏，能达如此境界的人不多。所以至今廖明也想不明白，白先生是如何练就此绝活的？
李维平也听父亲讲过白敬中的事。说《西安事变》在工人文化宫演出的一次，正当白敬中和同事在后台化妆时，就传来了白先生的孩子因车祸遇难的消息，喧闹的后台当即一片死寂，剧团领导当即决定退票停演，但白先生却说“不”……
在《西安事变》中，白敬中扮演了一个无名的东北籍流亡老大爷，剧中“老大爷”抱着被日本人杀害的孩子的尸体，痛斥当时不抗日的中国军队……听说，那一场演出中，舞台上的“老大爷”泪流不止……
第一任团长
被视为甘肃话剧的发轫之作——《在康布尔草原上》，是程士荣抓的第一个大剧。
1949年，20岁的武玉笑和程士荣一起随着解放大军进入兰州城，当时程士荣是武玉笑所在的陇东文工团前线宣传队的队长。1953年，陇东文工团整合成立了甘肃省话剧团，程士荣再一次成了武玉笑的领导——话剧团团长。
早在革命时期的延安，程士荣就是武玉笑的班长。在放羊娃出身的武玉笑眼中，这个从鲁师出来的程班长是个文化程度高的知识分子，“秋冬经常把自己捻线编织的毛衣两袖围裹在脖子里，天气稍热点儿就将毛衣两袖围系在腰间。他能排戏演戏，还能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已84岁的武玉笑在他的《武玉笑散文剧作集》记录下了一个少年的崇拜之情。
武玉笑是《在康布尔草原上》的导演，他这个导演还是程士荣派出去专门去北京进修学习的。之前，武玉笑和话剧《在康布尔草原上》的执笔——姚运焕、汪钺一起到甘南深入草原，程士荣听了武玉笑在甘南藏区的真实的生活感受和素材汇报后，“兴趣大增，当时就拍板增派两名文学创作青年继续深入生活”。
从小在南城巷142号甘话大院里长大的李维平认为，程士荣是甘话60年的领军人物。李维平的父亲李最是甘话一位资历很深的老演员，在《在康布尔草原上》出演焦巴头人。从《在康布尔草原上》到《西安事变》《远方青年》，李最几乎参与了所有剧目的演出，同时也获得了众多荣誉。
李最是程士荣从西安挖过来的，像这样找来的人还很多，重要的是还找机会将团里演员送出去学习深造。这也是甘话人说起程士荣最为称道的一点——重视人才。
廖明也是南城巷142号家属院里长大的。在他的记忆中，程(士荣)伯伯就住在话剧团后院。
“他比较喜欢我，无论在哪里看见我，他总要笑嘻嘻地用浓重的陇东话问一句：‘你爸呢？……’有时玩心重时顾不上回答。”廖明回忆说，那几年程士荣与父亲常常在夜晚聚在一起聊文艺，聊戏剧，有说不完的话。
在廖明的印象中，自己第一次去程伯伯家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帮父亲把一本卜伽丘的精装《十日谈》送给他。“程伯伯小心翼翼打开包书的牛皮纸，将装祯豪华的精装书捧在手里爱不释手。”过了一段时间，廖明看到父亲书桌上放着一本《祁连雪》，父亲说是程伯伯写西路军的。及至廖明当记者多年后，想起父亲和程伯伯的那些过往，依然情深难却，对自己，那是一份弥足珍贵的人生滋养！
二十多年后的一天，廖明突然接到一个告知程士荣去世的电话。出殡那天，廖明扶着年迈的父亲打的去了华林山，与这位长辈作最后的告别……
“女主角”的执着
赵组国是甘话当仁不让的“女主角”。
李维平觉得当年的赵姨，还有李介媛等几个女演员，“都漂亮得很”。而赵姨创造的话剧舞台发声法，更被中央戏剧学院教学所采用。
难怪，眼见就要77岁的赵组国，时不时地就趴在自家阳台上听楼下剧团排练厅里的“动静”。“听不到娃娃们练声，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天天要练。”一辈子在舞台上的赵组国说，台词功力是舞台演员的基本功，她要借助记者采访的机会告诫年轻人，基本功一定要搞好。
被选为《在康布尔草原上》的女主角，据说多是因为赵组国的嗓音好。当时还是个尕女娃娃的赵组国才被程士荣从西安找来没多久，从兰州女中还没毕业，赵组国就和几个同学去了西安艺校，后来留在西安话剧团。“当时程士荣去挑人的时候，西安那边的人指着我对他说‘这个啥都不会’。程士荣说我们领回给教。”精神尚显矍铄的赵组国，记忆力超强。
赵组国比较直率，到今天她都说尽管《在康布尔草原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她自己心里清楚“那个时候演戏还没有开窍”。表演上啥都不懂的赵组国在几个月的深入藏区生活里，收获最大的就是学会了像藏族妇女一样背水桶，到今天还记得那个动作的关键步骤。
在《黑雾》里赵组国出演了一个戏份不多的母亲角色，这个角色让赵组国最值得自豪，她说这是她表演生涯的一个转折——以前的表演难免有形式化的痕迹，但从这个角色开始，就是用心表演。“老头子一直看不上我演的戏，但就这个角色，他认可了。”赵组国说这番话时突然提高声音，并把头扭向一旁的老伴姚运焕，满脸的满足。“是她最成功的角色。”半刻之后，姚运焕回应说。
赵组国觉得这样的大改变无不与剧本有关系，“(剧本)写得太生活了。”言语间满是对编剧老伴的崇拜。
几个小时的聊天中，赵组国连续两次提到自己的一个原则，“一个角色如果我演了，别人别想去代替。”这是赵组国的那份执着，也是有些狠劲的个性使然。
“如果搁早几年，这个话我不会说，现在无所谓了，反正老了。”赵组国说。
《西安事变》中露了个脸的“宋美龄”，却惊鸿一瞥。据说赵组国版的宋美龄广受关注和好评，后来西安话剧团也排此剧，尽管没有宋美龄一角，但对方仍然想把赵组国调过去。更早些的时候，赵组国的兰州方言的小品剧《三换新郎》去工厂演出时，因为演出太多太累，换其他演员，一开幕就被观众喝倒彩，台下直呼“赵组国……”
“我们那个时候风气很好，做什么事大家都没有名与利的想法，说真的，那时候还真不知道名是啥，利是啥，最多演得好受到表扬后心里偷乐一阵子。”赵组国说。
话剧精英的精神
汪钺的剧作《岳飞》也曾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材。
和姚运焕一起在甘南深入生活的汪钺，两人是好友。姚运焕清楚地记得，汪钺的历史剧《岳飞》是1958年创作出来的。“文采斐然。这是我认为写岳飞写得最好的。”姚运焕说剧本写出之后，汪钺头发都白了。“当时没立即拍，是因为那时候以现实题材为主。”
到中央戏剧学院准备排的时候，“文革”开始了，汪钺因剧作被问罪。
等到姚运焕回到剧团时，汪钺已经从创作组被清除出去扫院子了。背着行李回到剧团，看见汪钺扫地的背影，姚运焕二话没说，放下行李，直接走过去，和汪钺握了个手。“我当时想好了，如果有人兴师问罪，我就装作不知道。”
“打倒四人帮之后，《岳飞》被搬上了舞台，算是给他平反了吧。”姚运焕说。
廖明在话剧团家属院的邻居多是剧团演员，像刘仞、郑世和等。还有一位回族演员白敬中，因为洪亮的嗓音，让廖明至今对他记忆犹新。廖明说这位白先生吐字清晰，嗓音洪亮，他的道白即使坐在楼上最后一排也能听清楚。要知道，当时没有胸麦，全靠台前或吊在空中的麦克风扩音。看过许多戏，能达如此境界的人不多。所以至今廖明也想不明白，白先生是如何练就此绝活的？
李维平也听父亲讲过白敬中的事。说《西安事变》在工人文化宫演出的一次，正当白敬中和同事在后台化妆时，就传来了白先生的孩子因车祸遇难的消息，喧闹的后台当即一片死寂，剧团领导当即决定退票停演，但白先生却说“不”……
汪钺的剧作《岳飞》也曾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材。
和姚运焕一起在甘南深入生活的汪钺，两人是好友。姚运焕清楚地记得，汪钺的历史剧《岳飞》是1958年创作出来的。“文采斐然。这是我认为写岳飞写得最好的。”姚运焕说剧本写出之后，汪钺头发都白了。“当时没立即拍，是因为那时候以现实题材为主。”
到中央戏剧学院准备排的时候，“文革”开始了，汪钺因剧作被问罪。
等到姚运焕回到剧团时，汪钺已经从创作组被清除出去扫院子了。背着行李回到剧团，看见汪钺扫地的背影，姚运焕二话没说，放下行李，直接走过去，和汪钺握了个手。“我当时想好了，如果有人兴师问罪，我就装作不知道。”
“打倒四人帮之后，《岳飞》被搬上了舞台，算是给他平反了吧。”姚运焕说。
廖明在话剧团家属院的邻居多是剧团演员，像刘仞、郑世和等。还有一位回族演员白敬中，因为洪亮的嗓音，让廖明至今对他记忆犹新。廖明说这位白先生吐字清晰，嗓音洪亮，他的道白即使坐在楼上最后一排也能听清楚。要知道，当时没有胸麦，全靠台前或吊在空中的麦克风扩音。看过许多戏，能达如此境界的人不多。所以至今廖明也想不明白，白先生是如何练就此绝活的？
李维平也听父亲讲过白敬中的事。说《西安事变》在工人文化宫演出的一次，正当白敬中和同事在后台化妆时，就传来了白先生的孩子因车祸遇难的消息，喧闹的后台当即一片死寂，剧团领导当即决定退票停演，但白先生却说“不”……
在《西安事变》中，白敬中扮演了一个无名的东北籍流亡老大爷，剧中“老大爷”抱着被日本人杀害的孩子的尸体，痛斥当时不抗日的中国军队……听说，那一场演出中，舞台上的“老大爷”泪流不止……
第一任团长
被视为甘肃话剧的发轫之作——《在康布尔草原上》，是程士荣抓的第一个大剧。
1949年，20岁的武玉笑和程士荣一起随着解放大军进入兰州城，当时程士荣是武玉笑所在的陇东文工团前线宣传队的队长。1953年，陇东文工团整合成立了甘肃省话剧团，程士荣再一次成了武玉笑的领导——话剧团团长。
早在革命时期的延安，程士荣就是武玉笑的班长。在放羊娃出身的武玉笑眼中，这个从鲁师出来的程班长是个文化程度高的知识分子，“秋冬经常把自己捻线编织的毛衣两袖围裹在脖子里，天气稍热点儿就将毛衣两袖围系在腰间。他能排戏演戏，还能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已84岁的武玉笑在他的《武玉笑散文剧作集》记录下了一个少年的崇拜之情。
武玉笑是《在康布尔草原上》的导演，他这个导演还是程士荣派出去专门去北京进修学习的。之前，武玉笑和话剧《在康布尔草原上》的执笔——姚运焕、汪钺一起到甘南深入草原，程士荣听了武玉笑在甘南藏区的真实的生活感受和素材汇报后，“兴趣大增，当时就拍板增派两名文学创作青年继续深入生活”。
从小在南城巷142号甘话大院里长大的李维平认为，程士荣是甘话60年的领军人物。李维平的父亲李最是甘话一位资历很深的老演员，在《在康布尔草原上》出演焦巴头人。从《在康布尔草原上》到《西安事变》《远方青年》，李最几乎参与了所有剧目的演出，同时也获得了众多荣誉。
李最是程士荣从西安挖过来的，像这样找来的人还很多，重要的是还找机会将团里演员送出去学习深造。这也是甘话人说起程士荣最为称道的一点——重视人才。
廖明也是南城巷142号家属院里长大的。在他的记忆中，程(士荣)伯伯就住在话剧团后院。
“他比较喜欢我，无论在哪里看见我，他总要笑嘻嘻地用浓重的陇东话问一句：‘你爸呢？……’有时玩心重时顾不上回答。”廖明回忆说，那几年程士荣与父亲常常在夜晚聚在一起聊文艺，聊戏剧，有说不完的话。
在廖明的印象中，自己第一次去程伯伯家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帮父亲把一本卜伽丘的精装《十日谈》送给他。“程伯伯小心翼翼打开包书的牛皮纸，将装祯豪华的精装书捧在手里爱不释手。”过了一段时间，廖明看到父亲书桌上放着一本《祁连雪》，父亲说是程伯伯写西路军的。及至廖明当记者多年后，想起父亲和程伯伯的那些过往，依然情深难却，对自己，那是一份弥足珍贵的人生滋养！
二十多年后的一天，廖明突然接到一个告知程士荣去世的电话。出殡那天，廖明扶着年迈的父亲打的去了华林山，与这位长辈作最后的告别……
“女主角”的执着
赵组国是甘话当仁不让的“女主角”。
李维平觉得当年的赵姨，还有李介媛等几个女演员，“都漂亮得很”。而赵姨创造的话剧舞台发声法，更被中央戏剧学院教学所采用。
难怪，眼见就要77岁的赵组国，时不时地就趴在自家阳台上听楼下剧团排练厅里的“动静”。“听不到娃娃们练声，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天天要练。”一辈子在舞台上的赵组国说，台词功力是舞台演员的基本功，她要借助记者采访的机会告诫年轻人，基本功一定要搞好。
被选为《在康布尔草原上》的女主角，据说多是因为赵组国的嗓音好。当时还是个尕女娃娃的赵组国才被程士荣从西安找来没多久，从兰州女中还没毕业，赵组国就和几个同学去了西安艺校，后来留在西安话剧团。“当时程士荣去挑人的时候，西安那边的人指着我对他说‘这个啥都不会’。程士荣说我们领回给教。”精神尚显矍铄的赵组国，记忆力超强。
赵组国比较直率，到今天她都说尽管《在康布尔草原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她自己心里清楚“那个时候演戏还没有开窍”。表演上啥都不懂的赵组国在几个月的深入藏区生活里，收获最大的就是学会了像藏族妇女一样背水桶，到今天还记得那个动作的关键步骤。
在《黑雾》里赵组国出演了一个戏份不多的母亲角色，这个角色让赵组国最值得自豪，她说这是她表演生涯的一个转折——以前的表演难免有形式化的痕迹，但从这个角色开始，就是用心表演。“老头子一直看不上我演的戏，但就这个角色，他认可了。”赵组国说这番话时突然提高声音，并把头扭向一旁的老伴姚运焕，满脸的满足。“是她最成功的角色。”半刻之后，姚运焕回应说。
赵组国觉得这样的大改变无不与剧本有关系，“(剧本)写得太生活了。”言语间满是对编剧老伴的崇拜。
几个小时的聊天中，赵组国连续两次提到自己的一个原则，“一个角色如果我演了，别人别想去代替。”这是赵组国的那份执着，也是有些狠劲的个性使然。
“如果搁早几年，这个话我不会说，现在无所谓了，反正老了。”赵组国说。
《西安事变》中露了个脸的“宋美龄”，却惊鸿一瞥。据说赵组国版的宋美龄广受关注和好评，后来西安话剧团也排此剧，尽管没有宋美龄一角，但对方仍然想把赵组国调过去。更早些的时候，赵组国的兰州方言的小品剧《三换新郎》去工厂演出时，因为演出太多太累，换其他演员，一开幕就被观众喝倒彩，台下直呼“赵组国……”
“我们那个时候风气很好，做什么事大家都没有名与利的想法，说真的，那时候还真不知道名是啥，利是啥，最多演得好受到表扬后心里偷乐一阵子。”赵组国说。
话剧精英的精神
汪钺的剧作《岳飞》也曾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材。
和姚运焕一起在甘南深入生活的汪钺，两人是好友。姚运焕清楚地记得，汪钺的历史剧《岳飞》是1958年创作出来的。“文采斐然。这是我认为写岳飞写得最好的。”姚运焕说剧本写出之后，汪钺头发都白了。“当时没立即拍，是因为那时候以现实题材为主。”
到中央戏剧学院准备排的时候，“文革”开始了，汪钺因剧作被问罪。
等到姚运焕回到剧团时，汪钺已经从创作组被清除出去扫院子了。背着行李回到剧团，看见汪钺扫地的背影，姚运焕二话没说，放下行李，直接走过去，和汪钺握了个手。“我当时想好了，如果有人兴师问罪，我就装作不知道。”
“打倒四人帮之后，《岳飞》被搬上了舞台，算是给他平反了吧。”姚运焕说。
廖明在话剧团家属院的邻居多是剧团演员，像刘仞、郑世和等。还有一位回族演员白敬中，因为洪亮的嗓音，让廖明至今对他记忆犹新。廖明说这位白先生吐字清晰，嗓音洪亮，他的道白即使坐在楼上最后一排也能听清楚。要知道，当时没有胸麦，全靠台前或吊在空中的麦克风扩音。看过许多戏，能达如此境界的人不多。所以至今廖明也想不明白，白先生是如何练就此绝活的？
李维平也听父亲讲过白敬中的事。说《西安事变》在工人文化宫演出的一次，正当白敬中和同事在后台化妆时，就传来了白先生的孩子因车祸遇难的消息，喧闹的后台当即一片死寂，剧团领导当即决定退票停演，但白先生却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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